趣說人文歷史｜康乾盛世，“番薯盛世”？

小編為大家提供云南資訊,云南旅行攻略,云南美食,云南酒店,云南會展,云南團建,云南活動策劃等一切相關信息

中國屬于農耕文明，農業的興旺與人口的增加是經濟的基礎。番薯、玉米、馬鈴薯等美洲作物的傳入，使得很多原本不適合糧食生產，不適合養活大量人口的地區，生產條件得以改善，清朝擁有了養活更多人口的農業基礎。番薯、玉米、馬鈴薯等美洲作物的傳入，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清朝人口的增長，保證了清朝統治的安定與經濟的繁榮，所以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如果沒有番薯，就不會有康乾盛世，清朝人口達到如此空前的高峰，主要就是依賴以番薯為代表的美洲作物，與清朝本身的治理體制以及皇帝本人的業績毫無關系，康乾盛世被戲稱為“番薯盛世”。那么真實的情況是怎么樣的呢？

番薯，又名地瓜、甘薯、紅薯、紅苕、白薯等，各地的叫法不一，我國農業部門一般稱之為甘薯，而食品工業通常稱之為紅薯。番薯原生長于美洲，生命力頑強，抗病蟲害強，對土壤和水熱要求較低，栽培容易，而且產量還很大。明朝弘治六年（1493），哥倫布把番薯從美洲大陸帶回到西班牙，之后西班牙水手又將番薯帶到殖民地呂宋（今菲律賓）和摩鹿加群島，再傳至亞洲各地。甘薯通過多條渠道傳入中國，時間約在十六世紀后期。
大約在明朝嘉靖四十二年（1563）之前，番薯通過西南的印度、緬甸等地傳入云南；嘉靖年間李元陽編撰的《大理府志》就有“紫蕷”即紫薯的記載；嘉靖萬歷時期，云南全省各地都已經有番薯種植的記錄了。另外，番薯也經過海路，從東南亞傳入中國，明朝萬歷十年（1582），東莞人陳益從安南（今越南）首先將其引入廣東。所以番薯進入中國有兩條路，一個是從西南陸路引進，一個是從東南亞走海路引進。另一種重要的美洲作物是玉米。玉米原產于中美洲，是印第安人培育的主要糧食作物。玉米也是在十六世紀后期傳入中國的，最早記載見于明朝嘉靖三十四年（1555）成書的《鞏縣志》，稱其為“玉麥”，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的《平涼府志》稱其為“番麥”和“西天麥”，“玉米”之名最早見于徐光啟的《農政全書》。
前文講，在面臨人口壓力帶來的社會危機時，康熙皇帝的應對辦法是不斷地減免賦稅、賑災、治河、興修水利、改良農業技術、提高復種指數；而乾隆皇帝在繼承上述措施的同時，還開始大力推廣美洲作物，其中番薯和玉米是主要的品種。番薯和玉米最大的優勢是適應力強，對土地要求不高，可以種植在貧瘠的山區丘陵坡地，不與傳統稻麥爭地。為了鼓勵民眾墾荒，達到乾隆皇帝希望的“野無曠土”“民食益裕”的目標，地方官員制定了各項優惠政策，對于新開墾的貧瘠山地丘陵以及零散地塊“永不升科”（永遠免稅），而這些土地主要用來種植番薯、玉米。在政策的推動下，番薯、玉米逐漸在全國推廣。根據地方志記載，在觀察的二百六十六個府級政區中，乾隆四十一年（1776）有一百一十八個沒有玉米種植，道光元年（1821）降為七十二個，咸豐元年（1851）則僅有四十個。我們看到，乾隆后期番薯和玉米不斷推廣，而人口也在持續增長，這兩者在時間上幾乎是同時發生的。那么，這兩者之間真的存在因果關系嗎？
陳志武在《量化歷史研究告訴我們什么？》中引述了香港科技大學龔啟圣的研究認為：“從1776年到1910年，中國百分之十四點一二的人口增長是由玉米所致。而從十六世紀初到二十世紀初，中國糧食增量的百分之五十五是由于這三項新作物（玉米、番薯和土豆）。”這項研究利用府級地方志，將各府分為“有”“無”玉米種植的兩個對照組，用統計方法推斷玉米對人口的影響。陳志武稱：“按照1776年、1820年、1851年、1890年、1910年幾個時間點看，在每個時期，已經采用玉米的縣人口密度明顯高于還沒采用玉米的縣，而且一個縣已經種植玉米的年份越長，其人口密度高出得就越多。種玉米的時間每多十年，其人口密度就多增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六。”經過各種計量方法的驗證，他們得出結論：“是玉米帶動了中國的人口增長，而不是人口增長壓力迫使中國引進玉米、番薯。”
如果這個論斷成立，將是中國經濟史的一項驚人的發現，但龔啟圣引述的是珀金斯《中國農業的發展（1368—1968年）》一書的結論，兩者的原文均明確無誤地寫明“在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中國糧食產量約百分之五十五的增長歸因于種植面積的擴張”，而根本不是如陳志武所講的那樣歸因于這三種美洲作物。
多種信息來源的大量史料確鑿無疑地表明，早在乾隆四十一年前，中國的人口壓力已經日趨嚴重，已經成為朝野的共識；正因為此，政府才迫不得已推廣、改良玉米、番薯這些并不適合中國人口味的美洲作物，即人口密度高、人口壓力大的地區更有動力引進玉米，而不是相反——因為引進了玉米而導致人口密度高、人口壓力大。
“中國百分之十四點一二的人口增長是由玉米所致”的嗎？答案是非常可疑的，因為地方志中記錄的只是玉米種植的“有”“無”問題，而并沒有記錄它的種植面積與產量，任何計量方法都無法僅根據“有”“無”來準確計算出玉米對人口增長的影響。那么以玉米、番薯、土豆為代表的美洲作物的種植對清朝人口的影響究竟有多大？
由于清朝沒有各項糧食作物的產量統計，無法進行估計，但好在有民國初年的相應統計。1914—1918年，玉米與薯類（包括番薯、土豆以及中國本土的芋頭等在內）種植面積占全國耕地總面積的百分之七點二，兩者合計的產量約占糧食總產量的百分之七點六七；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玉米、番薯包括中國本土的各種芋類在內的產量合計也只占全國糧食產量的百分之九。由于在自清中期直到二十世紀中期的一百多年間，玉米、番薯等美洲作物的種植面積一直在穩定、快速增長，因此越往前推，這一比例只會越低。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吳慧估計，清中期（乾隆末及嘉慶年間）這兩種作物的產量合計僅占全國糧食產量的百分之四點六三，而且可能偏高。
即使假定玉米、番薯、土豆全部（實際只有部分）作為人的食物，那么它們對中國人口的增長作用也極為有限。乾隆末期之前更是微不足道，因此美洲作物對清朝人口巨量增長并突破兩億、三億直至四億的作用并不重要，養活中國數億人口的仍然是傳統作物。實際上，直至1957年，玉米和薯類的種植面積也不到全國糧食種植面積的百分之二十。因此，那種認為清朝人口空前的增長甚至經濟發展都主要歸因于美洲作物，稱“康乾盛世”為“番薯盛世”的說法，完全是一種沒有根據的臆斷。實際上，清朝人口的增長主要依靠的是耕地面積的成倍增長和糧食單產量的提高。耕地面積的擴大主要是對內地荒地的復墾以及邊疆地區的開墾，而糧食單產量的提高主要是依靠對種子、水利、肥料、勞動力、農耕技術等要素的不斷投入。

以上內容部分來源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系我們刪除